從普到惠,窺探中國普惠金融新風向

2018-09-20 21:49:41
 

  9月14日,鳳凰網WEMONEY第二屆新金融·普惠實踐峰會在京舉辦,來自監管機構、新金融企業、媒體等500余位嘉賓與會,共商普惠金融發展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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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承惠、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兼CFT50首席經濟學家楊濤、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戰略研究部負責人兼互聯網金融標準研究院副院長肖翔、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未來創發中心高級顧問李智慧、中國政法大學互聯網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長李愛君、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等嘉賓,就普惠金融發展展開深入討論。

  與此同時,包括新網銀行行長兼執行董事趙衛星、宜信公司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戰略官陳歡、積木拼圖集團 CEO董駿、螞蟻金服農村金融事業部副總經理黃超、騰訊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曉宇、百乘金科聯合創始人兼高級副總裁鄒洋、向上金服CTO馬躍、挖財副總裁王志峰、易投資CEO李寶利、網貸天眼合伙人兼副總裁李光耀、洋錢罐首席產品官賈旭東、有利網總裁助理吳敏、來用車風險管理中心負責人張廣利等在內的數位新金融企業高管,向與會人員分享了各自在推動普惠金融發展方面進行的實踐及取得的成績。

  為普惠“補血” 中國金融科技技術先行

  近年來,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時代背景下,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不斷取得突破,一個以技術為驅動的數字普惠金融新模式正在全球范圍內加速形成。

  金融科技正在成為各領域機構競相追逐的“香餑餑”,在金融科技助力下,越來越多“零征信”、“弱征信”的群體開始享受到高效率、低利率的貸款服務,這也使得普惠金融的可獲得性和金融服務的便利性大大提升。

  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承惠在會上指出,近兩三年來,越來越多持牌金融機構開始關注數字技術,以互聯網為依托,以大數據、云計算、AI等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越來越多。其中,持牌金融機構愈發重視和科技公司合作,比如某家銀行曾和80多家科技公司有合作關系。

  在張承惠看來,數字普惠金融的科技賦能主要體現在,通過科技來開發傳統持牌金融機構沒有顧及的長尾市場。她直言,科技賦能一定有效,但也是有限的。金融科技可有效降低金融業務拓展過程中所遇到的風險,降低經營成本,但科技賦能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具體而言,科技如何給普惠金融賦能?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戰略研究部負責人兼互聯網金融標準研究院副院長肖翔指出,一是有助于提升服務可獲得性。數字普惠金融通過電腦、智能手機等終端進行操作,不受時間、地點、氣候等客觀因素影響,使金融“血液”持續流向更深、更廣的經濟“末梢神經”。二是有助于提升成本可負擔性;第三則有助于提升供需可匹配性。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可以更好地實現普惠金融供需兩端的精準化和個性化匹配,使產品與客群、風險與收益、風險與能力更加匹配。

  “互聯網技術為普惠金融提供了一個創新的路徑。”中國政法大學互聯網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長李愛君稱,實現普惠金融的路徑有兩條,一是科技創新,“普”存在的金融服務對象范圍大、償債能力差、風控成本高、認知能力差、抗風險能力差等問題,都可以通過科技創新幫助解決。另一個則是行為監管,通過發布行為準則和產品準則,對金融機構的服務行為和金融產品進行規范和干預。

  與會嘉賓一致認為,科技助力金融,讓金融服務更加高效便捷,從全球范圍來看,中國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的應用走在世界前列。正如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未來創發中心高級顧問李智慧在會上所說,從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的應用來看,目前整個日本金融科技企業主要集中于支付、理財、融資眾籌、安全、區塊鏈、大數據、個人資產管理等領域。不管是應用領域還是企業數量來說,都遠遠不及中國。

  如何打破“普”“惠”“險”三元悖論

  值得關注的是,除了國家層面給予關注,銀行等傳統機構逐步重視外,經歷過多番“風雨洗禮”與成長陣痛后的新金融行業,也對普惠金融有了更清晰的認識。越來越多新金融機構高舉普惠大旗,利用金融科技的發展和金融服務的數字化,力圖推動普惠金融實現從概念到落地“最后一公里”的真正突破。

  要想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就得了解其整個體系構成。騰訊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曉宇將普惠金融拆成“普”、“惠”、“險”三個字來解釋。他認為,從這三者來看,普惠金融要解決的是普遍、優惠、風險三個問題,但這三者存在三元悖論,一般只能取其二。如果做到“普”,又做到“惠”,就會有風險;但如果既要“普”,又要防范風險,只能用高收益覆蓋,這樣就解決不了“惠”;如果解決“惠”,又解決了“險”,但這只能面向特定的人群,就解決不了“普”。

  杜曉宇指出,“要想打破這一悖論,需要通過技術和市場解決。當前很多小微企業除了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外,還沒有市場,這就更需要通過賦能、數字化手段等去幫助他們解決市場問題,從而獲得更好的獲益。”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科技、數字化手段可幫助改善現有金融產品與服務質量,而如何結合新技術做好“精準治療”也是業內需要關注的一個重要著眼點。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兼CFT50首席經濟學家楊濤指出,為小微、三農、城鎮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等弱勢群體提供特定金融服務,一直是國際上主流所關注的普惠金融最重要的核心內容。“我們不僅僅是把小病癥解決,而且要擺脫目前發展的亞健康狀況,走向強身健體之路。”

  基于此,螞蟻金服農村金融事業部副總經理黃超指出,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互金從業人員應扎根至廣大農村,充分利用好政府、保險等資源,并結合大數據風控,使普惠金融服務真正有效觸達到地區客戶。只有由點及面,把更多的群體串鏈到金融服務的鏈條中來,解除抵押物對農民融資的掣肘,才能讓“三農”等群體真正享受到純信用的數字貸款的服務。

  “面對5億千禧消費者人群、8000萬個體工商戶、3.5億農村就業人口,如果不能刨除那些產品定位不合適的、風控能力不行的、耐心不足的入場者,這場普惠金融的好戲可以說都不算真正開始。”在積木拼圖集團CEO董駿看來,做普惠金融悲觀、謹小慎微、吹毛求疵是比樂觀、不矜細行、大而化之要更好的策略。

  此外,挖財副總裁王志峰強調,普惠金融發展至今,解決問題的核心要從“最后一公里”轉變為“最后一分鐘”。傳統普惠金融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老少邊窮地區的金融覆蓋性問題,物理上的最后一公里就尤為關鍵。但如今金融科技日益發達,普惠金融服務方式從線下轉至線上,一分鐘獲得金融服務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也必將給普惠金融帶來實質性變革。

  存“使命漂移”風險 不能僅靠技術單兵突進

  盡管中國乃至全球的普惠金融發展取得了顯著進步,但在傳統普惠金融模式和技術條件下,普惠金融面臨的成本高、效率低、服務不均衡、商業不可持續等全球共性難題依然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7年,世界上仍有約17億成年人沒有獲得最基礎的金融服務,且幾乎全部生活在發展中國家。

  如今,仍有大量小微企業、貧困人口游離在傳統大型金融機構金融服務范圍之外,踐行普惠金融仍是新金融機構發展主旋律。作為普惠金融的“毛細血管”,新金融機構又將面臨著怎樣的挑戰?

  肖翔指出,由于業務模式、技術屬性、風險特征等方面新特點,數字技術在解決普惠金融老問題的同時,也會帶來一些新挑戰,使得數字普惠金融面臨“使命漂移”的風險。他指出,在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的過程中,不能僅依靠技術單兵突進,或者把技術過度地神化、泛化,而應該研究推動包括政策、制度、技術等在內的一攬子、系統性的數字普惠金融解決方案。

  李智慧對此表示認同,她提出,中國的普惠金融,在技術層面走的非常快,但制度尚需完善。中國應考慮如何做到企業信用信息沉淀積累,包括企業間信用結算可靠性的實現以及供應鏈上信息在部門間、企業間、金融機構間的共享。

  從普惠金融實踐者的角度,宜信公司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戰略官陳歡提到,目前來看,開展數字普惠金融工作面臨三大挑戰:首先,互聯網技術是手段,金融是本質,數字普惠金融實踐過程中要避免本末倒置;其次要注意便利性和消費者保護之間的平衡;最后則是價格難題,普惠金融金額小、成本高,平臺單筆獲利并不樂觀。如何確定價格的范圍,是新金融機構在開展數字普惠金融會遇到的一大挑戰。

  百乘金科聯合創始人兼高級副總裁鄒洋對此表示認同,“在普惠金融上,‘惠’的價格無法降下來,不單因為風控相對復雜、抓手較少,更多的是因為在目前的金融形勢下,不可獲得性和稀缺性都使得資金價格、服務價格超出了正常定價范圍。”

  陳歡進一步指出,要實現更好的“惠”,機構應該努力降低自身的運營成本,也需要外部環境更好的支持,有更廣泛的資金渠道去降低資金成本,以及健全征信與法制體系更好降低風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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